在文人书信中,常用“献帝”来代替我们熟悉的“献娣”。这源于《诗经·小雅·长帝》中“长帝之华,恶不[①][①]。今人皆兄弟之上”的典故。《长帝》一诗的本意是歌颂兄弟之间的情谊,所以人们就把“娣”改为“狄”,以达到雅致表达的效果。在《红楼梦》中,我们可以从贾府“四泉”的名字中读出“本应叹息”的悲悯,也可以从山品人(类似“善于欺人”)和卜谷休(类似“不看羞耻”)的名字中理解曹雪芹对所谓清科相公的尖锐讽刺等等。 例如贾家第一代祖先姓贾源、贾衍,是“荣光”和“太平”的奠基人。“源”是源头,“衍”是“繁衍”的“衍”谐音。到了第二代,贾代善、贾代华已经“蜕变”、 “化”为平庸。以上所举的例子,都属于中国人名字的命名和使用,既受语言文字规则的影响,又受民俗文化因素的制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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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语姓名读音和意义对汉字使用的影响
汉字的主要功能是记录汉语,中国人名的读音和意义往往会对汉字的选用产生影响。如北方地名多有“×各庄”、“×各疃”等。“×”多为地方姓氏,“各”其实是方言拼音字,原字应为“家”,方言中“家”的古读音与“各”相近,故将地名字改为“各”,在京津冀、河北、山东等地多见。
再如菜名“木须肉”原为“木樨肉”。“木樨”本为桂花之意,《红楼梦》第八十七回“黛玉道:‘闻得桂花香。’探春笑道:‘林妹妹一向是南人,九月何处寻桂花?’”菜名中用“木樨”来指炒蛋。由于语音变化的影响,“樨”的读音被以前的“木”字同化,逐渐变为“许”,菜名所用的字也改为“许”。
其实中文名称的含义对文字的选择有更为普遍的影响,尤其是不同语义符号的选择往往可以揭示物体的功能、形状、类别、材质等不同属性,如果用户注重不同的属性,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汉字来记录物体的名称。
例如杯盘是盛水或食物的器皿,若注重功能属性,可从“皿”中选取“盃([②])”或“盘(盤)”;若注重木质材质,可从“木”中选取“杯(桮)”或“槃”。如果物品属性发生变化,其名称所用的字也可能随之变化。例如,古代最早的火炮,是指用机械发射石块的投石车,所用的字多为“石”中的“礮”或“砲”;火药发明后,火药被用来发射铁制弹丸,投石车演变为火炮,物品名称所用的字也多为“火”中的“炮”。这些都是异体字。除了注重属性之外,人们为了更好地理解词语的含义,往往会选择形义关系更紧密的字。 例如在南方的地名中,“氹”和“凼”就是一组异体字,各类规范字典或字表一般都选用“凼”,舍弃“氹”,主要是因为“凼”字是由“凵”和“水”组成的,其字形结构与水坑的意义更为密切。
在翻译外来词的过程中,译者也不断追求形式与意义的统一,强化词形与意义的合理联系。如佛语“魔”字,即译自梵语,原写为“磨”或“摩”。“魔”字出现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,大约在梁武帝时期逐渐固定下来。《正字通》中“魔”的词条写道:“魔,美其名,读作mo,能使人眼花缭乱的疯鬼。经译文说:古时以石磨之,[③],后简写。梁武帝改其为鬼。”使用者通过改变语义符号来强化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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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写对中文姓名的反作用
汉语历史上,有些名称是从别的词衍生而来的,新字往往能固定或强化新词的创造。例如,古人长期席地而坐,为了适应坐姿,便用矮桌来摆放物品、写字或倚靠,这种工具就叫“矶”。后来生活习惯逐渐改变,人们觉得双脚悬空坐着更舒服,便把座位抬高了叫“蹬”,取自“蹬”中“抬”的意思;把桌子抬高了叫“卓”,取自“卓”中“高”的意思;把有靠背的凳子叫“凳”,取自“凳”中“倚”的意思。这些工具名称所用的字,都是根据源词的字形增加或改变语义符号,通过新字形,使意义从源词中分化出来,成为新词。同样,“梳子”和“刷子”分别是梳齿稀疏和密密的梳妆工具。 它们分别由形容词“稀疏”和“比较”派生而来,新词“梳子”和“刷子”使它们成为新名词,以区别于源词“稀疏”和“比较”。
汉字对姓名的影响还表现在,汉字的借用或混淆,可能使姓名固有的造词理据模糊,从而导致姓名理据的庸俗解释。例如西南官话和湖南方言中,常将蝙蝠称为“盐鼠”,其实“盐”应为“屋檐”或“夜”的音借词,“屋檐鼠”或“夜鼠”分别反映蝙蝠的栖息地或出现时间。但民间习以为常,并在借用“盐”一词的基础上赋予了新的造词理据。《现代汉语方言词典》中记载:“民间传说蝙蝠是由老鼠吃盐变形成的,所以又称盐鼠。”例如,川渝名菜“福气肺片”通常是凉拌牛肉和牛杂薄片,配料中不含牛肺。 菜名中的“肺”字,本为“杮(fèi)”。《说文解字》云“杮,削木札朴也”,本意是削去的木片、木皮。清人程相家在光绪方言中写道:“杮即札。今江南人谓削木片为杮,关中人谓之札,或为杮札。”可见菜名是为了突出牛肉、内脏切片之薄,故称“杮片”,但由于“腹”字误用,常人不知该词由来,便推测“腹”为“炊”借词,甚至有夫妻肺等恐怖传说。
汉字由繁到简的变化,可能会影响中文名称的表达效果。如陕西省涿县县名,宋人石照在《资治通鉴诗文》中解释为“山曲谓涿,水曲谓厔”,命名理据取自当地地形特点。但“左”、“厔”二字均为现代汉语的生僻字,笔画多,难写难记,于是简化为“周至”,理据可解读为深思熟虑,传播效果明显优于“左县”。
除了繁简变化外,为了凸显专有名词的特殊性,汉字常常被采取一些特殊的处理方式。例如,古文字中的复合字多为人名、族名、官职、地名等专有名词。这类专有名词的复合形式一方面节省了书写空间,另一方面也刻意凸显了专有名词的完整性,以区别于一般的单音节词。古文字中也有一些专有名词,其书写方式有别于一般的词。例如,表示耳朵的“耳”字,一般形似人或动物的耳朵,但代表人名的耳瓮铭文中的“耳”字,其书写方式却比较复杂,突出了耳洞部分,以区别于一般代表身体部位的名词。这与现代社会的个性化签名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姓名与文字互动的民间心理学
中国人的姓名和文字是社会文化的活化石,反映出不同时代复杂的民间心理,特别是趋吉避凶的心理。如“舌头”在很多方言中与“亏”谐音,容易让人联想到做生意亏本,所以粤语用“脷”来表示舌头,与“利”谐音。宁波、武汉等地干脆把舌头叫“赚头”,都是出于趋吉避凶的考虑。再如菜名“毛血旺”中的“旺”应为“衁”,《说文解字》说“衁,血”,但人们为了开门红,把“衁”改成“旺”,以示发迹。还有日本店铺招牌上的“豆腐”也改成“豆付”或“豆富”,就是为了避免“腐”有“烂”的意思。
追求委婉、雅致的文化心理也是人名、字名变化的重要动因。如清代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说:“粤语中凡禽鱼卵皆称泉,鱼卵亦称鱼泉。唐代吴郡贡鱼泉,即鱼卵。”可见,“多春鱼”中的“泉”即指“卵”,“泉”比“卵”更雅。如北京地名“珠市口”改名为“珠市口”,“狗尾坝胡同”改名为“高义泊胡同”等。其他地名也纷纷将“猪”改成“珠”,将“羊”改成“羊”,将“狗”改成“九”,将“鸡”改成“吉”,都是为了使地名更雅致。
中国人姓名与汉字选用的关系复杂而有趣,既体现了使用过程中语言与文字的相互作用,又体现了民间文化影响下语言表达和用词习惯的差异与变化。正如荀子《正名》所说:“名无定则,以约而定。合乎约则谓之宜,不合约则谓之不宜。”姓名的拟定和汉字的使用,既要尊重语言文字发展的规律,也要充分考虑广大民众的文化心理。
光明日报(2024年6月30日第05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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