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星期，我一直在读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。不得不说，这是一本了不起的长篇小说，仿佛为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画了一个像，无论是街头买菜的、还是跑货车的，无数的人都在这本书里鲜活地生长着。
他们庞大，又渺小。热闹，又孤独。浓重，又荒凉。
命运底色既有光明，也少不了那一丝灰暗。无论是最后坐上火车远行的杨百顺、牛爱国，还是一直留在原地安于天命的杨百顺、牛爱国，他们都被命运驱使着，一辈子都在寻找说得着的人。
仔细一想，对啊！哪怕是小人物，活着说到底还是为了一个痛快。不痛快的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正如书中所说：“好看的皮囊太多，有趣的灵魂太少”。
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梗概：
杨百顺（后改名吴摩西）一辈子过得七零八落，命运似乎在捉弄他，换了一百个工作都很难找到说得上话的人。偏偏和老婆跟前夫生的孩子曹春娥（后名牛爱国）说得着，但这个孩子却又被杨百顺弄丢了，于是杨百顺走出延津，找了半辈子，也没找到。
下篇是回延津记，恰好是曹春娥的后代牛爱国，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，走向延津。
书中人物众多，初读起来枝蔓丛生令人累觉不爱，隐隐约约又是不明觉厉，读完后只能细思恐极。
因为书里把人与人间的关系，分成说得上话和说不上话两种。寻找的路上。
那么，说得上话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？
书里有一句话，一个女人与人通奸，通奸之前，总有一句话打动她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。吴摩西一辈子没有想出来。但是牛爱国是明白的。
在寻找出轨的妻子庞丽娜的途中，牛爱国遇到了老李美食城老板李昆的小媳妇章楚红。并由此顿悟了世上相好者的精神密码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说得着。
书里这么说：牛爱国与谁都不能说的话，与章楚红都能说。与别人在一起想不起的话，与章楚红在一起都能想起。说出话的路数，跟谁都不一样，他们俩自成一个样。两人说高兴的事，也说不高兴的事。与别人说话，高兴的事说的高兴，不高兴的事说的败兴；但牛爱国与章楚红在一起，不高兴的事，也能说得高兴…说完一段，要睡了，一个人说：咱再说点别的。另一个人说：说点别的就说点别的。
跟人能说上话，真难。
换句话说，大家基本上都找不到一直能说上话的人。孔老夫子也找不到。
也许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人这一生才会孜孜不倦地寻找，寻找那个能与自己说得上话的人。也许，找到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最大的痛快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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