纪录片的叙事技巧和结构不仅仅是选择和处理素材的过程，更是创作者通过素材的挑选和组合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。叙事结构是创作者赋予素材意义和解释的手段和形式。一部纪录片的艺术质量和思想意义的深浅不仅取决于拍摄到的内容，还取决于对这些内容的剪辑和组合。妥当的剪辑和组合可以提升精彩的内容，而欠妥的剪辑和组合则可能糟蹋优秀的素材。
因此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叙事和结构对于作品的意义甚至高于素材本身。不同的创作者由于生活积累、人生感受、艺术功力和艺术追求的不同，有不同的叙事技巧和结构方式。即使是同一位创作者创作的不同纪录片，其叙事风格也不会完全相同，就像一棵树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。
尽管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千差万别，形态各异，但我们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分类，就像建筑学上的分类一样。纪录片常见的叙事方式有：画面加解说式、访谈加解说式和客观记录式。
画面加解说式
这一叙事方式曾经是我国纪录片的主导叙事方式，受到苏联形象化政论的影响，绝大多数纪录片采用了这种叙事方式，如《丝绸之路》、《话说长江》和《话说运河》。在实际创作中，一般是先有选题，主创人员根据选题写出文字稿本，领导审查通过后开始拍摄。后期编辑时，则是先根据文字稿配音，再根据配音编画面。
这种叙事方式非常重视解说词的创作，通过解说来表现内容的发展。随着这一形式的发展，出现了通篇泛滥的解说加音乐，忽视了其他声音元素和图像对作品整体形象造型的功能，这使得画面或多或少地成为一种图解的工具，整个片子从文稿上来看更像一篇本文。
从创作观念上讲，这种叙事方式往往注重共性而不是个性，注重主题和结论而不是具体的事件和人物。创作者也往往把自己当作一个政府工作者代表政府，而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艺术工作者仅表述自己的一家之言。这样片子就承载了过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内涵，结果抽象大于具体，空泛压倒细节，逐渐偏离了电视的本性，丧失了可看性。
访谈加解说式
画面加解说的模式是一种时代的产物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特别是观众影视文化的提高，这种叙事方式的弊端正日益放大。为此，纪录片创作者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叙事方式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访谈加解说的叙事方式。
由于有了访谈的介入，降低了解说的比重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片子的主观介入程度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有了采访的介入，可以向观众展现过去和将来时空，从而扩展整个片子的表现力。当然，解说和访谈的交替出现，无形中给片子带来一种节奏因素，因而更加适合观众的收视需要。
采访作为叙事手段，又有不同的呈现方式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里的采访是指狭义的采访，即记者和被采访者语言的交流，并将被采访者的语言结构在片子中。
有的纪录片通篇用采访来贯穿，采访承担着整个纪录片的叙事作用，比如《忠贞》就大量运用采访段落，把志愿军战士被俘的过程，在美军集中营受到的残害，以及归国生活等经历展现给观众。在这部纪录片中由于片子要反映的内容大都成为过去，又没有可利用的音像资料，采访成为一种唯一可利用的叙事手段。
有的纪录片为了克服画面加解说式的弊端，结合背景因素和动态过程，把采访融入事件的进程之中，共同承担叙事功能。比如《广东行》的第一集《开放市场》，该片运用了大量的同期声采访，阐述了开放市场、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
有的纪录片把采访作为一个细节，承担局部叙事功能。比如大型纪录片《望长城》，为了考察长城的最西端，主持人焦建成对地理教师的采访；在《三节草》中，为了了解轱辘湖的解放，对肖老太太的采访，既表现了老人的命运，也刻画了革命年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
客观记录式
随着社会生活和美学观念的发展，客观记录式叙事方式应运而生。客观记录式纪录片不注重对素材的组织剪辑，不给观众以明确的主旨引导，仅仅如实地记录和反映生活的各个方面，让观众从生活中去领悟影片的内涵
客观记录式的纪录片往往有一个明确的主题，但创作者并不急于向观众阐述自己的观点，而是通过真实、具体的画面和同步声响，让观众自己去感受、去思考，从而引发观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。
客观记录式纪录片对创作者功力要求较高，需要创作者深入生活，了解和把握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并用细腻的镜头语言表现人物和事件。这种表现手法既具有生活化的特点，又具有纪实性，从而达到一种自然、真实、可信的效果。
纪录片的叙事技巧和结构是创作者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手段，不同的叙事方式各有千秋，没有高下之分。重要的是根据影片的主题、内容和风格选择适合的叙事方式，充分发挥其叙事功能，从而创作出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的纪录片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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